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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融資需求及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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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這是今年我國最重要的主場外交活動之一,具有重要的全局意義。鑒此,從今日起,我們組織有代表性的智庫機構對“一帶一路”進行分析解說。敬請讀者關注。

為了提升域內基礎設施投融資效率,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可重點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堅持共建原則,以東道國為主;二是加強合作,改善域內基礎設施投資環境;三是堅持市場化運作,加強域內外金融資源的統籌和各種融資渠道的使用;四是在充分尊重東道國國情的前提下,發揮中國的積極作用。

時報聚焦一帶一路·解說(1)張麗平

設施聯通是“一帶一路”互聯互通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改善“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發展所需硬件條件的重大使命。設施聯通的關節點在于“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據本研究估算,2016年—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合意投資需求至少在10.6萬億美元以上,其中中國之外的沿線國家投資需求約為1.4萬億美元。滿足如此巨額的投資,僅依靠本地區內部的金融資源遠遠不夠,必須在充分利用內部金融資源的基礎上,整合全球可獲得的融資渠道。

“一帶一路”是沿線國家共同的“一帶一路”。歷史經驗表明,任何國家基礎設施的發展完善主要依靠的是自身力量,外部力量只能作為有益補充。互利共贏、市場運作是推進“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的總體原則。在這一原則下,挖掘和打造受市場資金青睞的優質項目是順利推進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的關鍵。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豐富基礎設施開發經驗及先進技術的中國,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并出臺了“愿景與行動”,充分展現了與沿線國家分享發展成果的意愿。在“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方面,中國應切實按照共建原則參與其中,在堅守互利共贏和市場運作的前提下發揮積極作用,成為成功經驗的積極分享者、項目建設的主要參與者、合作機制的共同推進者。

一、“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需求估算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規模龐大。本研究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用了比例估算方法,試圖對“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的合意投資規模進行估算。根據該方法,首先確定盡量覆蓋基礎設施各領域的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 (簡稱GDP)的合意比例,然后設定沿線國家的GDP基數和估算期的GDP名義增長率,在此基礎上測算出2016年—2020年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合意投資總需求及年平均規模。具體測算方法如下。

第一,關于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估算的研究。根據世界銀行估計,新建基礎設施投資約占全球國民生產總值 (簡稱GNP)的1%,存量基礎設施的運營及維護相當于全球GNP的1.2%。OECD于2006年發布的《2030年的基礎設施》初步估計,至2030年為滿足全球范圍內對重大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包括新建、更新及升級的基礎設施投資規模將快速上升。

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行”)與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2009年聯合發布了《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根據該報告,2010年—2020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預計為8.28萬億美元,其中國別投資需求約為8萬億美元,區域投資需求為2800億美元。但該測算僅覆蓋亞行45個發展中成員中的30個,且有7個不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第二,基礎設施的范疇。目前已有的研究在基礎設施投資口徑上不盡相同,如世界銀行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投資(PPI)數據庫中的統計口徑包括能源 (電力的生產、輸送和配置,天然氣傳輸和配置)、信息和通信技術(ICT)、交通(航空、鐵路、公路和港口)、水(飲用水生產及配置、污水收集及處理);瑞士聯合銀行集團(UBS)2006年關于OECD國家和金磚國家的部分基礎設施研究包括公路、鐵路、電信、電力(僅包括輸電和配電)、水。鑒于數據可得性原因,本研究中基礎設施的范疇包括能源、交通及市政公共基礎設施,其中能源和交通采用了世界銀行PPI數據庫的定義,市政基礎設施采用了中國的統計口徑,包括供水、燃氣、供熱、公共交通、道路橋梁、排水污水處理、防洪、園林、市容環境及其他。

第三,合意投資比例的確定。由于基礎設施投資的合意比例與各國的發展條件、水平和模式密切相關,為了使估算值盡量貼近現實需求,本研究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分為三部分,即對接受國際開發協會(簡稱IDA)貸款國家、除中國以外的非IDA國家及中國分別進行估算。

其中IDA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合意比例是將中國在1993年—2000年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經驗值和世界銀行關于IDA國家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 (能源和交通)建設與GDP的平均比例(2011年—2015年)加總獲得,為2.2%;非IDA國家的投資合意比例是將中國在2001年—2008年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經驗值和世界銀行關于非IDA國家的平均比例(2011年—2015年)加總獲得,為3.2%;中國的合意比例采用了“十二五”期間基礎設施投資與GDP比例的平均值,為15%。

第四,估算期合意GDP規模。在測算IDA國家2016年—2020年GDP時將合意GDP名義增長率設定為5.5%,非IDA國家設定為4%,中國按照“十三五”規劃目標名義增長率設定為7.5%,以2015年GDP作為基數分別計算出三組國家估算期的合意GDP規模。

第五,估算結果。根據上述第二和第三中的結果計算出未來5年每年的基礎設施合意投資額,然后加總得出未來5年的投資總需求,為10.6萬億美元,其中IDA國家約為4000億美元,非IDA國家為1萬億美元,二者占“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的13%。

二、“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融資來源及方式

第一,資金來源。

對于“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而言,可以利用的資金主要包括沿線國家內部的金融資源、沿線國家之間的金融資源互通以及國際金融資源。

(1)沿線國家內部的金融資源。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無論發展水平如何,除個別存在地區沖突的國家,均擁有自己的儲蓄、信貸,也有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市場。這些國內金融資源是其發展國內基礎設施的基礎性資金來源。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4年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總儲蓄約為9萬億美元,其中超過70%國家的國內信貸與GDP的比例超過40%。此外,有統計的31個國家的股票交易總額超過15萬億美元。

(2)沿線國家之間的金融資源互通。

“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其中有19個高收入國家、22個上中等收入國家、20個下中等收入國家、3個低收入國家。這些國家中,有的資金相對充裕,有的資金十分匱乏,如國內儲蓄總額最高的是中國,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儲蓄總額的一半以上;國內信貸占GDP的比最高的為塞浦路斯(307.8%),最低的為阿富汗(-2.28%)。這意味著通過加強金融資源的互通與整合來實現整個區域的設施聯通有著良好的資金基礎和廣闊的投資空間。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一直是“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的主要資金供給國。這些資金既有國家政策性、開發性銀行的優惠貸款,也有商業銀行的貸款;既有國家主權財富基金的投入,也有專門成立的絲路基金。如截至2016年7月末,國家開發銀行在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之外的64個國家累計發放貸款1621億美元,余額1122億美元,占全行國際業務的35%。據了解,國開行貸款中30%以上是基礎設施項目。從2014年到2016年6月,中國進出口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積發放貸款4500多億元人民幣,項目分布于50個國家,尤以設施聯通、經貿合作、產業投資、能源資源合作等為重點領域。

根據2016年5月的報道,中國工商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已儲備208個項目,總投資合計2208億美元。根據2016年10月的報道,中國建設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已儲備了176個重大項目,投資金額約3000億美元,主要涉及電力、建筑、礦產、交通、油氣、通信等行業。據了解,工行和建行的貸款額僅為投資金額的一小部分,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作為中國重要的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投公司”)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不可或缺的參與者。截至2015年末,中投公司總資產已超8100億美元。絲路基金于2014年12月成立,是迄今為止中國規模最大、規格最高、專門用于國際項目開發的政府基金。基金總規模計劃為400億美元,首期資本金100億美元,旨在為“一帶一路”沿線的建設發展提供金融支持與服務。

(3)國際金融資源。

國際金融資源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多邊或區域開發性金融,如世界銀行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貸款和IDA貸款、亞行貸款、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貸款等。2014年和2015年,亞行發放的贈款及貸款金額分別為100億美元和122億美元,世行發放的貸款、贈款、股權投資及擔保金額分別為656億美元和600億美元。這些資金中僅部分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以亞行為例,目前亞行發放的貸款中約有1/3投到交通基礎設施領域。因專注于基礎設施投資,亞投行彌補了現有國際開發性金融的不足。2015年12月,亞投行正式成立,并于次年1月16日正式開業。作為倡議方,中國除按期繳納股本金外,還向銀行設立的項目準備特別基金出資5000萬美元,用于支持欠發達成員國開展基礎項目準備。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可以獲得國際開發性金融的支持。截至2014年末,4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獲得的世行IBRD貸款和IDA貸款余額共計1672.09億美元,占兩項貸款余額總規模的40%以上。其中,印度、中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土耳其、越南、孟加拉國的貸款余額超過100億美元。

二是主權財富基金,是由一個國家或地區政府設立的官方投資基金。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WFI)的資料,全球各類主權財富基金所管理的資產共計7.4萬億美元,其中與油氣有關的基金資產4.32萬億美元。主權財富基金通常更加注重回報而非流動性,因此,較傳統外匯儲備具有較高的風險承受能力,可作為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融資渠道。

三是跨國機構投資者,包括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專門從事基礎設施投資的投資基金等。這些機構投資者多數是基礎設施項目的財務投資者,主要尋求通過早期參與項目,實現資金的合理回報,通常不參與項目的運營。一般情況下,項目的回報預期越好,越容易得到跨國機構投資者的青睞。

第二,融資模式。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與單一經濟體內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在融資模式上沒有本質性的差別,信貸、債券、股權、公共資金支持是其中最基本的方式。在這些方式基礎上隨著金融技術的發展,又出現了一些衍生工具,包括夾層融資、混合融資、PPP、各種資產證券化產品以及與租賃有關的融資工具等。

在基本方式中,信貸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傳統融資工具,包括商業貸款、開放性貸款、政策性優惠貸款。對于具有跨區域性質的項目,由多家貸款機構組成的銀團貸款是最常見的方式。

發行債券也是規模較大、期限較長的基礎設施項目通常采用的融資方式。與貸款相比,債券融資的優勢在于融資期限較長(有時融資期限可長達幾十年),利率水平較低。

股權融資也被定義為資本金,很多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由于資本金投入巨大,通常需要多個投資者擔當出資人角色。這些投資者可能包括項目的發起人、項目的供應商和總承包商、開發性機構或國際組織等戰略投資者以及跨國財務投資者。這些投資者或以現金、或以土地和設備等資產進行出資。

三、“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融資順利推進的關鍵在于挖掘與打造優質項目

對于基礎設施投融資而言,首先要有可投的項目,然后才有融資及后續業務的開展。資金的逐利本質決定,投資者青睞那些有良好發展預期的優質項目。現實中,“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項目中的優質項目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經濟體和少數上中等收入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有條件獲得市場資金的青睞,融資環境相對寬裕,而那些亟須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挖掘發展潛力的國家和地區優質項目缺乏,受資金短缺的束縛較為嚴重。從調研的情況來看,雖然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潛在投資項目眾多,但缺乏優質項目是無法回避的難題,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第一,沿線國家的發展環境差異大。

“一帶一路”涉及65個國家和埃及的西奈半島,各國在政治制度、經濟社會體制和發展程度、法律體系和政策體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由于透明度不足及語言多元的原因,外部資本在進入各國國內基礎設施領域時往往心存疑慮,要花大量的精力和財力去了解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即便做了充分準備,在進入后也難以避免水土不服的問題。而且由于多方面的差異,國家之間協調的難度很大(個別跨境基礎設施項目歷時20多年仍沒有得到有效協調),難以通過國家間的合作為外部資本的投資行為提供有效保障。在基礎設施領域,這些問題與基礎設施項目固有的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等問題疊加,進一步提升了吸引市場資金進入的難度。這些問題在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法制不健全的國家表現尤為明顯。

第二,缺乏可靠穩定的盈利模式。基礎設施投資的盈利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使用者付費,二是在因基礎設施改善提高的財政收入中安排資金進行支付,三是因基礎設施改善帶來的周邊區域商業升值。第三種來源是中國發展基礎設施的重要經驗。這三種盈利模式都存在一定的風險。對于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運營方而言,使用者付費模式存在市場發展低于預期的經營風險。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市場發展低于預期的可能性較大。財政資金支付模式受制于東道國的整體財政能力。“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均存在嚴重的財政赤字,債務違約風險較高。周邊區域商業升值模式的風險在于東道國的土地制度,對于土地私有制的國家,周邊土地并不一定能提供給基礎設施建設運營方開發,第三方開發的收益也不一定會與其分享。現實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債務違約率較高,有的國際咨詢機構甚至將有些國家列入高風險債務人。

第三,地緣政治風險較大。“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和地區具有獨特的資源能源和區位,處于大國利益角逐的中心地帶,政治經濟形勢十分復雜,國際形勢特別是域外大國勢必影響這些國家的政策。雖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改善基礎設施、實現更好發展方面擁有共同的愿望,但并不排除其與其他利益集團之間也存在難以割舍的利益訴求(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從而給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帶來不確定性,增加投資風險。

為解決上述問題,將規模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變為真實的投資行為,參與“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各類主體既要通過分析研究挖掘具有發展潛力的優質項目,更要在改善投資環境、提升域內基礎設施項目對市場資金吸引力方面共同努力,形成 “投資環境改善→優質項目增多→融資渠道拓寬→經濟快速發展→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的良性循環。

四、對策建議

為了提升域內基礎設施投融資效率,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可考慮重點采取以下四點措施。

第一,堅持共建原則,以東道國為主。

“一帶一路”是眾多沿線國家和地區共同的“一帶一路”。完善域內基礎設施,促進設施聯通,需要各國的共同努力,但應以東道國為主。歷史經驗表明,一國基礎設施的改善仍需主要依賴其國內自身力量,外部力量只能作為有益補充,不能也無法成為主導。就金融資源而言,除個別存在地區沖突的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均擁有自己的儲蓄、信貸,也有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市場。這些金融資源是各國發展國內基礎設施的基礎性資金來源。

第二,加強合作,改善域內基礎設施投資環境。挖掘與打造域內基礎設施投資的優質項目是提升域內資金互融互通及對域外資金吸引力的關鍵,為此應加強合作,大力改善域內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合作的重點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加強沿線國家多邊、雙邊溝通與協商,構建致力于改善整個區域基礎設施投資環境的合作和對話機制。二是在資金與基礎設施項目之間搭建起信息互通、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平臺,在條件允許的領域率先形成制度化合作機制。三是在域內基礎設施投資風險的識別、防范與應對方面加強合作。在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任何風吹草動,如政府換屆、匯率大升大降、他國干預、民眾抗議、宗教運動等,都會造成項目的停滯甚至終止,風險的暴露使得企業、金融機構和國家利益遭受嚴重損失。對此,沿線國家應就風險考察指標設計、風險因素跟蹤、重大風險防范與應對等展開積極合作。四是加快推進投融資條件較好的項目建設,將其打造成為早期收獲項目,發揮示范引領作用,推動域內外投資者對“一帶一路”項目的信心。

第三,堅持市場化運作,加強域內外金融資源的統籌和各種融資渠道的使用。“一帶一路”倡議雖然由政府主導提出,但在基礎設施項目投融資推進方面應充分遵守市場規律,使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企業成為投融資主體。政府的責任是通過合作搭建多邊或雙邊的保障機制,為企業的行為提供良好環境和有力支持。為提高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融資效率,首先要加強對包括各國內部金融資源、沿線國家之間的金融資源互通以及域外第三方資源在內的商業性、開發性和政策性金融資源的統籌。鑒于“一帶一路”地域廣、域外影響因素多的特點,在統籌金融資源時必須將域外第三方資源考慮在內,尤其是擁有豐富金融資源的發達經濟體,以便將 “一帶一路”建設成為超越區域邊界的利益共享平臺。其次要根據項目的條件,靈活運用各種融資工具,包括信貸、債券、股權、公共資金、夾層融資、混合融資、資產證券化、設備租賃等。

第四,在充分尊重東道國國情的前提下,發揮中國的積極作用。作為首倡者,中國將以其30多年改革開放積累起來的經驗、資金和技術,成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成功經驗的積極分享者、項目建設的主要參與者、合作機制的共同推進者。在“一帶一路”基礎建設方面,沿線國家希望與中國分享發展經驗,更重要的是希望從中國獲得建設資金和技術。在30多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在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實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方面積累了大量有益的經驗,實現了資本積累,在很多基礎設施領域都處于技術全球領先地位,如陸橋、高鐵、電力生產,等等。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也正是希望與沿線國家分享這些成果。介紹中國的有益經驗,需要先了解對方的實際情況,對照兩國的差異,找出中國經驗之所以成功的關節點,促動其進行相應的調整,而在提供資金技術支持時應量力而為,因為中國只有穩定發展了,才能為“一帶一路”建設持續貢獻力量,否則只會竭澤而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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